李猛 | 共同体、正义与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哲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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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正义与自然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哲学阐释

作者简介

李猛，1983年出生，山东新泰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教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早期文本、社会批判理论和博物学文化。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核心刊物发表文章二十余篇，翻译专著1部，译著1部，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摘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是西方工业文明所持机械自然观的替代性选择，凸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路径，彰显了人类社会的正义诉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应有之义，为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作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南，有助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创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局面。共同体思想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历史定位、内涵界定、理论架构以及实现路径等几个层面展开了热烈讨论，但两大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生态关联，尚有待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学理研究。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机械自然观的替代性选择

近代机械自然观奠基于物理定律的确定性和机器的力量性之上，统治了西方思想界数百年。一方面，机械自然观崇尚秩序和力量，激发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既然人类可以确定无疑地认识自然，那么征服自然为我所用就变得毫无顾忌了。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的“地球”章中表达了这种自信：“熟悉自动机的那些人，在知道了一架机器的用途，并看到其各部分以后，就容易由此推断出别的未经见过的机械的制造法，因此，我在考察了自然物体的明显可感的部分和结果以后，我也就试着来确定它们的原因和不可觉察部分的特征。”另一方面，机械自然观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本体论翻版，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道德观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论证。这种“帝国”式自然观明确保证了人类对地球的支配权和殖民掠夺权，加上启蒙时代高涨的功利主义和理性至上的推波助澜，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逻辑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生态自然观，同时吸收和借鉴了最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这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建设新型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核，是西方工业文明所持机械自然观的替代性选择。它强调尊重自然的权利，承认大自然与人一样具有生命价值且相互依赖，反对工业文明把人类凌驾于所有物种之上，且只将自然视为可以随意索取的外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凸显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

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解关系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从根本上消解了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这一双重过程，唯物又辩证地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而非相互外在的关系，为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指出：“人类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彰显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相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则从国家发展道路的高度，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

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哲学本体理解为感性的人和人化自然，从而在完成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的神秘唯心主义批判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然，而非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客观自然。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同时，马克思也能够超越费尔巴哈，指出其过分崇拜自然而简单抛弃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缺陷，这就使得马克思的自然观能够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和历史性。

因此，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准确说是从人与自然的交互对象性关系出发，来阐述其自然观的。马克思明确表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种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现实的自然即“人化自然”，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和现实，是人的感性的对象，而不是费尔巴哈式的那种先于人类而存在的、非对象性的、直观的、机械的因而是虚构的存在物。它既构成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又作为人类社会的内部因素与生产活动构成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确认了交互对象性关系作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由此二者得以统一，进而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之道。如果说自然主义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认为自然界有其独立的价值和自身的运动法则，人道主义强调人的优先性，突出人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根据，那么，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我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把自然纳入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去考察，从而明确了自然的客体形式和属人的主体本质。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严密的哲学分析，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那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则根据当时最新科学进展阐述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直接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他通过文明史的考察指出，人类支配和征服自然界最终将导致自然的报复，因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这就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关系。

其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的当代阐释和创新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作为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基本准则的“天人合一”，成了传统生态文化的最高表达：人是天的一部分，二者内在相即而不离，人应尊重天并力求同于天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今天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因和理论涵养。习近平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他明确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另外，从方法论上讲，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自然观。

最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19世纪以来生态科学和20世纪系统科学发展的哲学表达和现实应用。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生态学”概念，由此揭开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发展的序幕。此后，无论是莱因海默（Reinhermer Hermann）的“自然经济”体系原则、埃尔顿（Charles Elton）的“食物链”概念、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的“有机体”思想，还是坦斯利（Arthur Tansley）的“生态系统”，[13]都主张用普遍联系和整体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自然，主张人与自然有机相连，主张人与自然构成辩证发展的统一体，为今天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系统论、控制论等概念和方法的引入，更是促进了生态理论的发展。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吸收借鉴了最新科学成果，明确强调“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指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此，“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总之，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和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道路的自然观基础，这是一种源于实践又指向实践的自然观。与之相比，虽然当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机械自然观的傲慢与过失，但是却过于强调作为价值观的道德观念对人类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即把欧洲近代以来主体地位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当作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结果就很难走向一种人与自然真正和解的理论可能与现实境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唯物史观下的生态正义

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都没有意识到，导致西方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被资本主义制度化了观念），而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态度，不过是社会生活中人对人的征服和统治的反映和延续”。因此，对机械自然观的彻底批判，绝不应该满足于观念上构建人与自然的统一来实现头足倒置，而是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跳出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沼，从而走向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关照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要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切实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即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锁钥。而“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全球问题时的理论自觉与时代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位一体的布局构建起完整的国际关系发展体系，其中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求各国人民“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应用，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反生态特性，是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它从三个层面共同构筑完整的全球生态正义体系。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之道，是实践基础上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一方面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对象性关系，即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两个过程澄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从而用新的自然观替代了机械自然观；另一方面，马克思以此为基础，确证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现实历史过程，是实践基础上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解与“人与人”关系的真正解决就是同一个过程，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自然产生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同时人逐渐消除自然界的疏远性和外部性，所以“劳动过程作为自然过程，它的辩证法把自己扩展成为一般人类史的辩证法”。换言之，“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两个过程共同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自然界在近代工业实践中的生成时所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这里，马克思确证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找寻到理解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锁钥。

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植根于他对劳动过程的理解。尤其是在《资本论》这部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巨著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大量谈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科学地找到了“劳动”这个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存在不可避免的断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及必然王国所能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的自由：“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而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马克思把对自然的考察置于人的现实活动中，把自然观这个难解的哲学问题延续到社会的、历史的更是经济的事实中，从而创立了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或伦理学意义上抽象地谈论自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作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真正立足于世界一体化的时代背景，立足于世界各国现有的和未来可能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生产方式的批判。既然如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确证了自然生态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那么人与自然危机之根源，也必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认识与批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的反映，或者反之，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是以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为中介和表现形式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将获得利润作为唯一动力，其自私自利本性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自然界的双重剥削，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并且在其自身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一节中，一方面承认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人对自然控制力的增强，另一方面更是深刻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统治下，资本对自然“效用”的寻求所导致的自然地位的丧失：“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因此，服从于无限制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必然导致人对自然的无限滥用和掠夺。而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习近平指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事实证明这是得不偿失的。西方传统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过惨痛的生态代价。今天，生态危机已然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必须坚持合作共赢新理念，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生态之路。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担当和责任自觉。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最终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呈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全球问题时的“全人类”思维。其生态向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着力点，阐明了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摆脱自然、自身与社会的束缚，进而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那么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则一方面从生态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和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提供条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从根本制度层面保障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能够有意识地合理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则从手段层面保证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调控，以此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当前，生态制度建设紧跟理念革新步伐，二者共同打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传统工业文明、超越传统增长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

三、对西方“共同体”观念的超越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派别，二者对自我、共同体以及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有着重大分歧，甚至可以说这种理论起点的分歧导致了二者最终在理论建构和理论目标上的分野。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家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强调自我先于社会，仅仅把社会或者共同体视作个人的竞技场所或者偶然相遇的场所，那么，社群主义（Communitarnianism，也译作共同体主义）则“强调了共同体对于自我的属性以及自我认同的决定性的意义，是共同体决定自我的特性而不是自我决定社会的特性……是共同体的善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或道义原则的正当性具有优先性”。

共同体概念构成了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尽管从近代的卢梭到现代的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泰勒（Charles Taylor）等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共同体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些用来对抗自由主义个体概念的共同体，在全球正义层面的现实应用中，也会遭遇困境，如作为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共同体中的人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家主体和人类主体两个层面，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危机的应对之策，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现实路径。

第一，人类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人类主体进步事业的高度出发，以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为指导，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为这种转变提供现实条件。个体和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论述未来社会时，指出“个体”（Individuum）与“真正的共同体（wirkliche Gemeinschaft）”的关系：“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概言之，“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依赖于每个个体的自由联合，而一切个体的自由发展也只能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得以实现。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中的“个体”是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它直接意味着个体同整个世界发生着直接的实际联系。从生态维度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即真正共同体中的人，不仅要按照其自身需要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要按照后代和整个生命共同体的需要来调节二者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与现实相对立的理想，而是一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以达致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指明人类整体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时必须联合起来，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合理地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共同推进人类主体和自然之间矛盾、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及其联合体与自然的和解，从生态维度推动着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国家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推动现实的民族国家主体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其生态向度强调通过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式，用全球正义的视野关照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近代以降，各个国家的普遍交往暴露出局限于个体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狭隘性乃至荒谬性，这时共同合作便成为必要的。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生态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样必须在全球性层面上进行分析。

从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资源和利益源源不断地流向生产链的上游，却同时把环境污染推向下游，这是以生态问题为尺度所展现出来的国家间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更需要对全球日益恶化的生态状况负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ohn Foster）在《生态革命》一书中，用“生态帝国主义”指涉这种国家间生态问题上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并明确总结了它的五种表现：（1）国家间的资源掠夺及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2）大规模的人口与劳动转移；（3）利用他国生态脆弱性进行帝国主义控制；（4）倾倒生态废弃物；（5）全球性新陈代谢断裂。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共同的挑战，只有各个国家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才能保护好地球家园。

总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向世界传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担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运用，构成了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建设新型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核，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机制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栏，第9—15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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